记得是在布达佩斯转的机，转机时，其他国家的旅客都走了，一些自中国来的，被要求检查行李。海关人员脸色暗淡，显得很不耐烦，耽搁了很久才得以入关。
候机时，和两个中国留学生聊天，其中一个是来自北京的女孩子，她的目的地是德国，也是第一次出来。
另一个男孩子据说在塞浦露斯都呆了几年了，这次是回来探亲。等候转机时，我们聊了半天，聊到了俄罗斯的光头党和德国的新纳粹，临分别时，彼此道了祝福。那女孩子还特意说了一句：在爱尔兰好好的，给中国人争口气。这句话至今我还清晰的记得。然后，我们各分东西。
到达都柏林时已经是晚上十年了，走出大厅，我四下寻找着接我的人，看了很多接人者举着的牌子，但怎么也找不到接我的人。后来看到一个爱尔兰男子，举了个牌子，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我之所以没看到，是因为他把牌子拿反了。
出机场，上了他的车。
行驶在高速路上，天空很清澈，月光如水，感觉天很低，仿佛一伸手就可以摸到。
一路无话。一小时后抵达我的语言学校所在的小镇，那接我的爱尔兰人却怎么也找不到门牌号，前前后后找了半个小时，嘴里不停的骂着：WHAT THE FcuKING NUMBER， STUPID！终于在人的指引下找到了我的寄宿家庭。
那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半了。
寄宿家庭的男主人没说什么，帮我把一个最重的旅行包搬上了楼（我住他家的阁楼），我道了谢。箱子放好，他招呼我下楼去厨房，爱尔兰人喝咖啡，或者围坐谈事情很少在客厅，而是在厨房。到了厨房里，他们一家都在，两个儿子，两个儿媳，我说：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我的英语不好，请原谅。
他们说不用客气，他们抽烟时，问我要不要，我指了指他家的一个怀孕期间的儿媳妇，说：她怀孕，我不能在她面前抽烟。他们说没关系，抽吧，于是我抽了一根自己的中南海。当两个儿子即将离开时，女主人很客气的告诉我注意事项：若抽烟，可以在厨房抽，在卧室不能抽，并且不要喝太多酒，尤其不能喝的大醉，这是不可以的。
那天晚上很冷，爱尔兰人不爱烧暖气，阁楼里冻的不行，我只好穿着毛裤睡了。我在这户爱尔兰人家里住了一个月，因为饮食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加上房租贵，所以我和很多中国学生一样，只住了一个月就搬了出去。临走时，我特意把被罩和枕套都洗好叠好，然后吸了一遍地，确定阁楼很干净了，才离开。
后来，听以后住进他家的中国学生说，那对夫妇经常在他们面前提起我，说我是个GOOD CHINESE BOY。
记得与我一起去学校报道的，还有一个上海的学生，我们都被安排在初级班，后来才知道，那上海学生英语出色，于是他被很快转到高级班了。
我那个班当时有十个人，除我以外，都是辽宁来的，多来自沈阳，本溪和抚顺。我们的老师是个年轻的爱尔兰女人，很友善，显然受了不错的教育，说话也很客气。我就在她的班里学习，学了几周后，被调往中级预备班，就是比初级高，比中级低的班。
四月，我的一个同学问我要不要去工作，我说，当然要了。
他说他有个别人介绍的工作，但是很远，自己没有交通工具，去不成，问我要不要去。我想都没想的就答应了，要了地址，我也看不明白，就要了一辆出租车，大概花了十镑（那时爱还没有欧元），足足在时速七十公里的状态下开了十五分钟才到，后来才知道，那家餐馆离我住的地方十二英里。
路上，我从车窗看到一个中国的男孩子在路上走着，当时也没多想。事后得知，他也是去那家餐馆找工作的，但他比我狠，是走着去的。我因为坐了出租车比较快，所以面试成功，他晚了一步，于是没有要他。
那家餐馆不大，是传统的爱式餐馆，古香古色的桌椅和沙发，还有台灯。
老板没问太多问题，只是问我学校的名字，并且要我去办税卡，从此，我的半工半读的生活就开始了。
因为远，我没有车，在一位室友的帮助下买了一辆很旧的自行车，十五爱尔兰镑。我在周末工作，从两点开始到午夜，骑车去骑车回，路上来回要花一个半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