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史记刺客列传》“燕赵”本是战国反秦战争时期的一种政治身份和地域符号，但在日后其政治含义逐渐降低，地域含义逐渐增强。现今“燕赵”是河北的别称，但广义上的燕赵不仅包括河北，还包括着北京、天津、内蒙古中南部，以及山西北部，辽宁、河南、山东的部分地区。
魏晋以来，以燕赵作为地域名称来写作诗文的作品渐增。韩愈言：“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王昌龄写过；“拂衣去燕赵，驱马怅不乐。”于是慷慨悲歌成为了燕赵民风的代表。也成为河北人民自豪的地域符号。那这股民风是何时开始形成的呢？
战国：慷慨悲歌的奠基时期战国时期燕文化的核心地区在北京与河北保定地区，赵文化的核心在现在的河北邯郸与山西东南部地区。
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有多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小诸侯国，而这些小封国早在商朝时便存在，为当地的土著居民，代国是林胡人建立，中山国是鲜虞人的国度。
《史记》：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上谷至辽东，地卓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战国时期，北方长城以内仍有不少胡人政权
史记中提到的种、代地区是指汉代石邑县北部的恒山（又称常山因避汉文帝刘恒之讳而改称，是今天的曲阳县西北部的大茂山）以北的地区，包括现在河北怀安、蔚县以西，山西阳高、浑源以东。
这里曾为少数民族“代”政权的所在地。这里的人民性格倔强刚强，有习武之风，多行游侠之事不畏法。不从事农业商业。
而上谷至辽东地区则为燕国北郊，包括今天的张家口、北京密云、河北平泉县和辽阳市以及辽宁义县。
这里民风习俗与代地相似，民风彪悍，做事果断不瞻前顾后。《管子》记载“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可见在战国时期，燕赵民风彪悍多行游侠之事，重义气而轻生死。
“任侠”的风俗对这里影响很大，如战国四君子之一的平原君好养宾客的习惯，于是邯郸地，义以持重，而好气任侠为地域特征。
另，《战国策》有记载称赵国是“天下善为音，佳丽之所出也。”笔者只知道在现今河北地区仍传言邯郸出美女，原来古已有之，燕赵民风的形成主要是地缘政治和民族融合的原因。
赵女亦不是普通的赵女
罗敷，是邯郸城（今河北省邯郸市邯郸县三陵乡姜窑村）一个姓秦的农家女，以采桑为生，大约生活在汉末至三国时期。她忠于爱情，热爱家乡、热爱生活，是古邯郸美女的代表。作为邯郸历史文化的著名典故之一，她的故事被广为传颂，为乐府《陌上桑》的主人公，在《孔雀东南飞》中代指美女 。。。不同时代画风差异很大
种代、上谷、辽东地东是华北向内蒙古的过渡地带，属于农业与畜牧业接壤地带。海拔多在1000～2000米，气候干燥。
春秋前期这里生活着戎狄和东胡部落（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以东故曰东胡《素隐》）。而这两个民族都属于游牧民族。《左传·昭公四年》：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无兴国焉。
中国400mm等降水线
赵襄子用计杀了代王吞并了代地。这使赵国的控制地域深入游牧区。赵武灵王时进行“胡服骑射”的改革，并在公元前305年攻占原阳（今呼和浩特东南）作为骑兵的训练驻所。
“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河西而致其兵。”《史记·赵世家》。致其兵：招募胡人作为士兵。而此时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和性格就开始不断地影响着燕赵地区。
在游牧世界大规模拓展势力范围的赵
由于与游牧民族接壤，以及游牧民族生活习惯导致的掠夺的特点（地边胡，数被寇），边境地区常年备战尚武，使得此地民风彪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
先秦时期马具尚不完善，未发明马镫，以至于战国时期骑兵对骑术要求很高，所以骑兵在整体部队所占比很低，大多数国家都以战车为主。
但骑兵的培养极其受到赵国的重视。骑术恰恰是游牧民族从小培养的。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菟，肉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于是赵武灵王推动自上而下的改革称“胡服骑射”并积极收纳胡人士兵，这对民风产生巨大影响。
一车四马的战国战车，相比骑兵还是受到地形的很多限制
战国策之胡服骑射
燕赵慷慨悲歌在春秋战国时期尤为突出的原因也要结合当时时代背景。春秋后期“士”阶层的文武分途，导致“武士”向“侠士”转变，而侠士和雇主形成主宾关系，侠士推崇“死节”的精神价值。民间自发的“士为知己者死”、以及食客为所依附者驱使的江湖道义自然而然成为了士阶层与民阶层交往的主导意识。
荆轲刺秦王
再加上当时的社会背景为“侠士”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各国之间的战争愈加惨烈，精英阶层开始不惜一切代价的动员整个国家投入战争，游侠群体当然也是培养、争取、团结的对象（如：太子丹和燕昭王），这些共同推动了当时任侠好勇的社会风气。
河北胡化到了汉朝，匈奴被击败后，北匈奴迁居漠北，而南匈奴迁居塞内。内迁匈奴多居于山西地区。阴山地区出现真空。辽东乌丸部落向此地迁徙，且扩散到幽、并等州的北部地区。
“二十五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降汉，贡奴婢、牛马及虎豹、貂皮等。汉乃封其渠帅、大人共八十一人为王侯、君长，许其内迁，使驻牧于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雁门、太原、朔方十郡鄣塞之内，其地大约相当于今东北大凌河下游、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和中部、内蒙南部、鄂尔多斯草原一带。”大量北方游牧民族迁居塞内各郡县（地图来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东汉末年大量躲避战乱的中原百姓与鲜卑、乌丸聚居于上谷、辽东、辽西、右北平等郡。《后汉书·乌丸鲜卑传》：“时幽冀吏人奔乌丸者十万余户”。胡汉错居的格局形成。同时蔡邕口中的：“幽州铁骑，冀州强弩，为天下精兵，国家胆核。”开始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史书上。可见鲜卑乌丸等少数民族对燕赵之地的影响。
当年曹公亦是险胜乌丸
南北朝十六国以来受战争影响，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大漠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下对燕赵文化产生巨大影响。据考察北朝融入汉族的少数民族有10多个。襄国（山东阳谷西南）、邺城（今分为邯郸市临漳县和成安县）等地成为匈奴、鲜卑、羯等民族的聚居地。《晋书》：“鲜卑之众，星而燕代。”仅在光初三年（318）石勒攻靳准，就迁徙了羌族、羯族降众十万余人落于冀州。
西晋的五胡杂居与政区划分（五胡乱华即将开启）
在少数民族内迁的同时河北中南部汉族大规模迁徙南方。河北以南和河南以北成为大面积放牧区。
在永嘉以前，文风鼎盛，多出儒家经学大师，所以古有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之说( 河北与河南即为关东主要地区) 。不过永嘉之后，世易时移，河北骑射之风日滋。
胡人政权的中坚军事力量基本依仗本部族人，汉人想要成为统驭军队的将领必须勇武过人，弓马娴熟并且得到胡人上层和军士的认可。
而史念海先生在《唐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溯源》一文中统计。在魏、齐时代不包括北周，共有九十三名出自关东、关西的汉人将帅，而关东汉人就有五十七人之多。并且认为：“ 这种尚武精神是和关东各族杂居关系分不开的。”
我朝虽有强大的关陇军事集团，然关东地方豪强始终无法彻底消除，可见其树大根深
隋唐时期，北方再次出现强势的游牧民族政权：突厥。突厥在发展过程中分裂为东西两部。开皇七年（587年）东突厥沙钵略可汗请求游牧于恒代之间，得到了隋朝的同意。山西和河北北部，内蒙古南部成为突厥活动区域。
贞观四年（630年）东突厥为唐所灭，十万突厥部众被内迁安置，设有羁摩州用以管理（大臣多以为应依照突厥风俗安置，不宜强制汉化）。
当时河北道管辖的羁摩州数量很多，在今河北承德、宽城、平泉、隆化、淬平、丰宁等市县境内设有奚族为主体的饶乐都护府，突厥的顺州都护府初侨治营州玉柳戌，天宝初年侨治于幽州城中。
羁摩州府的设置使大量侨治番州存在于幽州境内，有突厥契丹各族。《旧唐书》记载番族人口有2万户，占幽州总人口三分之一。
日后安史之乱中，河北百年间迁入的大量胡人最后多成为安史叛乱时的叛军来源，“ 安史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
此后藩镇割据之时，三镇节度多目无礼仪，好勇善战，于是河北周孔名教渐衰，骑射之风盛行，被人视为蛮夷之地。胡化在唐代中后期特别是在藩镇割据初期数年内达到高潮。
藩镇割据，尤其华北的河朔三镇最为强劲（范阳节度使、成德节度使、魏博节度使）
元朝定都之后，河北不再是军事对抗的前线，而成为了天子脚下，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在这里聚集，人们生活越来越奢靡，靡靡之音对社会风俗影响越来越大，再加上受儒学教化的影响，幽燕地区自古以来的尚武民风逐渐转变。
成为帝都之后，生活就不一样了
到了明朝，游潜记载到“衣冠文物之化焕然盛备，旧习已移。”谢肇淛直言：“不知当时慷慨悲歌游侠之士，今皆安在？”明隆庆初年，戚继光调任蓟州镇总兵官，上任伊始上疏请求征用三千浙江士兵，即“南兵”。
何调南兵御北敌？《明经世文编》：夫燕赵之人，素号矫健。昔人用之，北拒强胡西当秦晋，南却楚，东威齐，所向有成。今古天下，同一人也，何独今日之不然耶？燕赵之士，虽多慷慨，然近者锐气尽矣。
作者生于胡服骑射的土地上，满城充斥着赵文化的标签，只是写完这篇文章作者心有百味而无以言表。我看到王士性眼中的京师之人“又嗜辛辣肥醲,其气狂盛,多嗜斗狠,常以酒败,其天性然也。”总是有不能说的感觉。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唉，沧海桑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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