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年第一天（2月7日），广西南宁市公布了46名领导的手机号码，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海荣，南宁市市长廖立勇，南宁市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缪佃江等。
无独有偶，2月8日，安徽亳州召开全市 “三严三实”“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作风建设专项行动推进会议，向社会公开包括亳州市委书记、市长在内共81位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表示要真正做到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两市127位领导干部公开手机号
2月7日，节后第一个工作日，不少地区将虎年的“开年第一会”聚焦到营商环境建设。例如，吉林强调，努力打造要素集聚磁场，企业成长沃土，投资兴业宝地。内蒙古要求，不断清除侵蚀营商环境的作风病毒，不断清除破坏营商环境的腐败沉疴。
提到营商环境，虎年第一个工作日，广西南宁还公开了46名官员的手机号。
南宁市委发布的通知称，为及时解决企业发展、项目落地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全市企业可随时拨打电话反映营商环境存在的问题，南宁市各级领导同志将竭尽全力为企业排忧解难。
此次公布手机号码的官员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海荣，南宁市市长廖立勇，南宁市纪委书记、监察委员会主任缪佃江。此外还有南宁市下辖十几个区县的党政主要官员和纪委书记(纪检监察组组长)等40多名官员。
南宁日报的报道称，该市将形成市县两级党政主要领导、纪委书记亲自过问、亲自协调、亲自督办，各责任单位“马上办、快速办、监督办、回访办”的上下联动工作机制，着力构建“人人关心、政企共建”的良好营商环境。
上述40多名官员中，南宁市委书记徐海荣颇受关注，早在一年半前，时任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的他就曾公布过自己手机号码。
2020年8月，乌鲁木齐公布了19位市县党政主要负责人的手机号，旨在及时解决群众在疫情防控中遇到的困难，其中，时任自治区党委常委、乌鲁木齐市委书记徐海荣的电话排在首位。
1964年11月生的徐海荣是重庆人，参加工作后曾长期在重庆任职，2012年6月，任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2015年4月，他调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后兼任自治区南疆办主任。2017年3月，徐海荣任乌鲁木齐市委书记，兼任乌昌党委书记等职。去年10月徐海荣调任广西。
就在广西南宁公布官员手机号的当天，即2月7日，安徽全省改进工作作风为民办实事为企优环境大会在合肥召开。第二天，安徽亳州即召开全市“三严三实”“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作风建设专项行动推进会议，向社会公开了包括市委书记、市长在内共81位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并表示要真正做到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8日上午，亳州市“三严三实”“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作风建设专项行动推进会上强调，相关负责同志在接到群众电话时，要第一时间打电话联系，建立沟通，了解情况并提出处理意见。此外，亳州市委督察室专门负责督查，市纪委也安排专班，凡是老百姓(603883)反映不接电话的、应付了事的，都要先约谈，然后严肃处理。
领导干部电话打得通吗？
上述南宁和亳州公布的领导手机号码，打得通吗？据都市快报10日报道，记者拨通了南宁市委书记徐海荣的电话1917711××××，电话那头传来：“欢迎拨打南宁市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直通车南宁市委书记电话。”接着一位工号0523工作人员接了电话，他告诉记者，这是南宁市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直通车，有什么问题可以记录下来，并转告相关部门马上处理。
记者接着又拨打了南宁市市长廖立勇的电话1990771××××，电话那头同样先传来机器人播报的声音，一位工号0594的工作人员接了电话，记者问7日开通以来，接的电话多不多，工作人员答：“接的电话挺多，具体没有统计。”
记者又拨打了几个手机号，都是这种接通模式。
在安徽亳州这边，记者先拨打了市委书记杜延安的手机号，通了。在互道新年好后，杜延安表示，这会儿正在县里接访群众，不方便接电话。随即结束了通话。
亳州市长邓真晓的电话也接通了，邓真晓表示，公开领导干部电话是为了方便与老百姓的交流，随后表示“我现在正开会，感谢媒体关心。”
另据江淮晨报报道，2月9日上午，记者拨打了亳州市市长邓真晓公布的手机号码。他本人第一时间接通了电话，并告诉记者，如果遇到了亳州群众反映的问题，或者是采访中发现了亳州市存在的一些问题，欢迎向他本人反映。
亳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吉洪武在接到记者电话后表示：“群众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能直接找到我们。这两天，我接到了一些群众给我打电话反映的问题，都立即转交相关部门办理了。目前，我没有接到一个骚扰电话，接到最多的是省内媒体的采访电话。”
9日下午4时许，记者拨打了亳州市公安局局长的电话，没有打通，后记者联系局长得知，当时在开会，欢迎联系。随后，记者拨打了亳州市副市长曹振萍的电话，她表示，正在参加工作会议，会后再联系。
亳州市委秘书长万瑞年在接听记者电话时表示，亳州市这次公布的都是领导个人常用的手机号码。
官员公开手机号：
有人把号码写到国省道路标上
近年来，地方官员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并不鲜见。
2019年11月，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曾在深圳企业家座谈会上，现场公布手机号、微信号，为让企业家能记下，他念了四遍，并说“有问题可以直接联系我”。
2020年8月，江苏丰县8名局长公开个人手机和电子邮箱，包括县经济发展局局长、行政审批局局长、商务局局长等，宣称“不怕被打扰”。
2020年5月，安徽东至县政府网站公布了30余项民生工程等重点工作的12名联系县领导，其中包括县委书记等人。
东至县表示，此举旨在真正让领导干部倾听百姓心声，变被动为主动，积极深入群众，拉近干群距离，关心群众疾苦，真正方便群众办事，尽力竭力改善民生。
时任东至县委书记的李明月此后对媒体表示，自从手机号码公开后，他平均每天能接到几十个电话或者短信，“虽然反映的大多数看起来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对老百姓来说，就是实实在在的大事”。
另据人民网(603000)在2015年的报道，时任安徽砀山县委书记的朱学亮，将自己的手机号公布在当地国省道的标识牌、县委党务公开栏和信访接待中心。
高峰期朱学亮一天能接到二百多个电话及短信，他力推手机真正公开，要求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不能弄两个号，一个自己用，一个让办公室工作人员拿着，糊弄老百姓。”他对媒体称，这样虽然累些，但能掌握基层实情。
官员公开手机号，不少网友点赞，“值得推广”“这个好”，也有评论认为，营商环境的改变，不能仅仅寄希望于公布一些领导干部的电话。要唤醒官员个体的责任和担当，但不要放大官员个人的智识与能量。通过私人号码、私人影响力，绕过科层制、程序化的公共治理框架，片面追求“直达”“直接办”，也许不该被期待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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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卢祥勇 易启江
校对|段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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