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向财新发布了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库（CHIP）2018年的部分调查数据。该调查分层抽取了7万个家庭样本，其数据显示：人均可支配月收入（扣除个人所得税等之外可用于实际使用的可支配收入）在10000元以上的家庭占比仅为0.61%【1】。换言之，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过万意味着超过了全国99%的家庭。
对此，人们有两种不同的感觉：
一、家庭人均可支配月收入达到1万元，多数家庭可谓“望尘莫及”。CHIP的数据显示，大部分中国家庭人均可支配月收入在500-1500元这个区间，占比约40.71%【1】。这与之前公布的“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基本吻合。
二、“月收入一万”的鄙视链降临到了二线城市。一些人感叹，不仅在北上广深，就在郑州、杭州、厦门等城市，月收入一万也“只能生存没法生活”。
这是怎么回事？中国家庭的实际收入多少？
本文从实际收入、收入差距两个方面来分析中国家庭的收入问题，同时简单探索如何增加家庭收入。
本文逻辑
一、中国家庭的实际收入
二、中国家庭的收入差距
三、中国家庭的增收难题
【正文7000字，阅读时间25'，感谢分享】
01
中国家庭的实际收入
为什么中等收入的城市家庭依然感觉收入低？讲两点：
一是名义收入与实际收入的区别。
上面所说的收入，是名义收入，没有考虑物价、房价的变动。实际收入是名义收入真实的购买力，能够购买实际的商品和服务。比如，20年前，30元在深圳可以吃三餐，如今只能吃一个快餐；一万元在深圳可以买2平方米房子，如今只能买七分之一平方米。如果仅仅从房价来衡量，过去20年，深圳人的实际收入被房价削减了93%左右。
有些人会提出，房价上涨也会带动收入上涨。确实，20年前深圳的名义工资不能跟现在相提并论。问题是，谁跑赢谁？
如果广义货币发行增速长期大于经济增速，那么经济呈泡沫化趋势，房价、物价或金融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如果经济增速又长期大于人均可支配收入，那么，经济增长的成果惠及普通家庭的占比会减少。这里使用李迅雷老师的研究数据：2021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只有43%，而全球平均水平约60%，其中美国超过80%【2】。
简言之，如果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追不上房价和物价增速，那么，即便家庭名义收入上涨，但实际收入仍被房价、物价削减。
从2008年到2018年，广义货币增加了4倍。居民可支配收入、消费品价格、大宗商品价格、工业品价格、股票价格的增速均跑输了广义货币。其中，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2.6倍，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3.1倍，均小于广义货币增幅。今年3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达到249.77万亿元。在疫情之下，广义货币增速同样力压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速。
那么，货币跑哪儿去了？大规模的货币在房地产（学位房）-商业银行里打转。只有北上广深核心区的房价、一线城市的教育培训价格、大型地产商的资产增速和商业银行的资产增速超过了广义货币。比如，2018年，深圳均价为5.4万元/平方米，较2008年涨幅为4.5倍。近些年，深圳房价再接再厉，每平方米均价突破7万元。房价上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超级信贷、单一的土地供应、失当的调控以及城市公共用品与房地产捆绑（学位房）。
高房价是城市家庭实际收入的“杀手”，可支配收入被快速上涨的房价削减。如今，房子支出（购房款、房贷、房租）是城市家庭的第一大支出。麦可思研究院的《2021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显示，在北京和深圳，2020届毕业生的住房成本占工资比已经超过了40%，上海和杭州的毕业生将月收入的30%多花在住房上。
二、家庭资产与家庭债务的区别。
最近十多年，中国家庭的资产随着房价的上涨而增加，但负债率也在迅速上涨。
根据中国央行《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的调查数据，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317.9万元，其中住房占比近七成。而城镇居民家庭负债参与率却高达56.5%，户均家庭住房贷款余额为38.9万元，房贷占家庭总负债的75.9%【3】。
根据中国央行2020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报告的数据，截止2020年四季度中国居民负债总额为63万亿人民币，居民家庭总资产大约为319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家庭资产负债率为19.8%。而同期，美国居民家庭所拥有的总资产是140.3万亿美元，所承担的总负债是16.79万亿美元，美国居民家庭的资产负债率为12%。可见，中国家庭资产负债率已经超过了美国。如今，很多城市家庭每月可支配收入的大头是房贷。
最重要的是，对于高收入家庭来说，房地产是负债，也是资产；但对于普通城市家庭来说，房地产是名义上的资产、实际上的负债。为什么？高收入家庭购房的目的以投资为主，房价上涨时可以选择出售，只要增值幅度大于房贷利息即可获利。但是，普通城市家庭以居住为目的，即便房价上涨也不会选择出售。普通家庭通常按揭买房，再贷款变现的可能性较低，二次按揭依赖于房价大幅度上涨。如此，家庭资产增值的获得感很低，而债务负担却很明显。当然，这并不是否定房地产的居住效用。
你看，中国城市家庭的实际收入确实也在增加，但是感觉还是缺钱，家庭债务负担重，家庭消费低迷。主要原因是长期房贷、社会保障不足、教育费用高，导致很多家庭即便在实际收入增长的情况下也不敢扩张消费。他们不得不为20年的房贷做准备，为父母储蓄养老金，为孩子安排长期教育基金。
有人提出，中国居民储蓄率高说明家庭其实并不缺钱。根据央行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至2020年年底，我国住户居民存款总额达到了93.44万亿元，以我国当前的人口总数14亿人计算，人均存款达到了6.6万元。但是，中国居民高储蓄率背后需要注意三点：
第一，储蓄率从2008年的56%开始下滑到2019年的44.6%；
第二，储蓄结构严重不均衡，6亿人存款为零；
第三，高储蓄率说明资本市场不够发达和家庭不敢消费。
根据弗里德曼的永久性收入假说理论，人们根据过去和当下的收入，以及未来的收入预期，来安排消费和投资。即便家庭实际收入增加，如果未完全转化为当下的消费福利，这些家庭无法明显地感受到收入增加带来的消费效用。
总结，高房价、高教育费用和持续上涨的物价，削减了城市家庭的实际收入；房贷形成的长期债务，打击了城市家庭的资产增值的获得感；加上，社会保障不足带来的不确定预期，降低了收入转化的消费效用。
02
中国家庭的收入差距
为什么广大普通家庭的名义收入仍较低？讲两点：
一、城乡收入差距。
城市家庭的名义收入较高，但实际收入被高房价、高教育费用所削减，而农村家庭的收入问题则是实实在在的收入不足。按照2020年的家庭收入水平来看，中国还有8亿左右的低收入人群，他们主要分布在农村。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412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8931元，不到城镇居民的40%。
农村家庭收入水平为何较低？
原因比较多，这里主要讲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早期城乡之间的劳动力很难流通，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边际收益率低，农民增收困难。改革开放后，农村几亿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收入也持续增加。
根据空间经济学的理论，人越往发达城市迁移，其收入增长的机会越大。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地理学教授安德烈斯·罗德里格斯-波塞和迈克尔·斯托珀尔在《住房、城市增长和不平等》提出一个观点：“唯一有可能改变现状的地方性政策是破除从落后地区到主要大都市地区的移民壁垒，以应对当前的分化和不平等困境”【4】。
通常，要素的流通是双向的。农村剩余的劳动力流向劳动稀缺的城市，同时城市的资本与技术流向资本、技术极度稀缺的农村。但是，过去几十年，后者的流动性远不如前者。主要原因是城乡土地二元结构问题。城市土地是国有土地，80年代的城市土地改革，促使城市土地的使用权进入市场流通。这激活了土地市场，吸引了跨国公司、国际资本和技术在城市落地，同时也吸引了农民进入城市工厂。但是，农村土地属于集体土地，一直没有启动改革，无法跨区域流通。这导致大量的资本、人才和技术被隔离在农村和农业之外。
有人可能会认为，资本和人才怎么会进入农村和农业？哪里有利润，人和资本就会去哪里。其实，农业不是所谓的传统产业，农业是一项长周期、高风险的产业，需要资本和技术“深耕细作”。现代农业的收益率并不一定比工业低，现代农村家庭的实际收入比城市家庭低也不是必然的。
土地产权不明确，土地无法正常流转，农村土地市场就无法启动，资本、人才和技术就无法进入农村和农业。农村、农业怎么发展？农民最重要的资产就是土地，土地无法变现，农民资产价格被压缩，农民无法盘活资产进行投资。如此，农民又怎么能够富裕呢？
很多农民只能离开家乡进入城市谋生。城市的劳动力市场给他们提供了就业，但是城乡户籍二元结构又阻碍了农民的收入增加。很多农民没有城市户口，无法享受城市的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资源。他们的孩子在农村成为留守儿童，下一代的竞争力被削弱。
经济学家周其仁在《谁也挡不住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指出，中国没有一项法律规定农村的土地不能卖给城市居民。他认为这项改革是不可阻挡的，“决定性的事实是，工业化、城市化已经让农村土地的相对价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谁也叫停不了这件事，背后有不可阻挡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5】。
